编者按：亨利·基辛格博士原系哈佛大学著名教授，曾任美国国务卿，当年陪同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打开中美建交之门。自从退休以后，多年来坚持著述，出版过包括两卷白宫回忆录在内的多部作品。他的回忆录第三卷，近期由温登菲尔德和尼可尔逊书局在英国出版，其中披露尼克松总统引咎辞职离开白宫的详细内幕。
1974年8月9日（星期五）早晨，尼克松政府内阁成员和白宫办公厅人员最后一次聚集在白宫东翼。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可能记得两次就职庆祝场面的辉煌和宣誓就职的崇高期望。上午9：30，待从报尼克松总统和夫人到，伴随的是一阵《向总统致敬》的乐声。那令人辛酸的一刻简直叫人受不了。
接着，尼克松发表了讲话。那讲话杂乱无章的程度一如前夜向国人发表的辞职演说井井有条的程度；那情绪激动的程度一如前夜讲话不动声色的程度。这篇讲话着实有点过了，就好像这些年他一直积忍着，到了这一刻，他不得不将梦魇一吐为快。他甚而至于第一次在公众场合戴眼镜，象征性地背弃了一向的虚荣和形象塑造。
他的讲话耸人听闻令人伤心，但又无从避免。尼克松离任时无法表现得像一贯在众人面前表现的那样无动于衷。当时我自己也潸然泪下，为自己再次忍受这种折磨而愤怒；纵使尼克松最后一次亮相时同周围的人谈笑自如，我也会这样的。当他赞扬自己的母亲时，我不合情理地心想他为什么漏讲到他的妻子帕特，尼克松未能使其信服的帕特此时一定比谁都悲哀。
当讲台上的痛楚将我们团团包围时，连上述情绪都没了，在失败和耻辱中，尼克松终于战胜了自己。同时，他把我们的拘谨也统统剥掉，在生命的情感面前，我们都是赤裸裸的。我们的心最终都走向了此人，此人超验了自己的极性，拒绝表现出被打败的样子。
1972年6月“水门事件”发生时，我正在前往中国的途中。我并未留心所读内容贫乏的新闻报道。我无法想象像尼克松那样政治经验丰富的总统会允许白宫卷入这样一场无谓的行动。我当时想至多是手下不长进的东西私下里干的幼稚之举。我开始了解尼克松阴暗的一面了。我不相信白宫有可能卷入“水门事件”。
我也真是愚钝得可以。次年四月，总统特别顾问列奥纳·加门来到我在白宫的办公室。加门近些天与尼克松呆在一起的时间越发多了。他告诉我的令我大为震憾。水门事件远不止是闯入水门公寓楼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总部，另外还有白宫认可的几处窃听之举。除此以外，还有计划绑架假定有可能组织反共和党全国大会的示威游行领导人，把他们送往中美洲。妓女也被用以损害民主党全国大会代表的名誉并以此敲诈他们。
加门说所谓“污秽肮脏”有着许多方面。没有最高行政官员的合作，事态不会发展。此错误之举的规模真的不可能使人想象总统的助手海尔德曼（鲍勃）和约翰·厄里希曼一无所知。假如他们参与了，则无法想象总统全然不知。
后来在那年的夏天，我在加利福尼亚圣克莱门特的“西部白宫”，有时会看到一个略弯腰躬背的身影在太平洋上方的悬崖边上从容地走着。在那静谧的环境里，尼克松忍受着政治生涯中最后一次长久的折磨。外面的情况是：全国的人都在纷纷猜想他会不会继续担任总统。他本人似乎很镇静，也很少谈论水门之事——从未透彻地说过。若想从他漠然凝郁的表情中看到他内心的不平静，那得非常了解他才行。
一天下午，尼克松的女儿朱丽叶·尼克松·艾森豪威尔邀请我和孩子们去尼克松官邸的游泳池游泳。不一会儿，总统也下水同我们一起游。稍游片刻，他建议我们去浅水那一头，谈谈明早的新闻发布会。我坐在游泳池的台阶上，总统浮躺在水上。突然，他不带热情地对我说：“新闻发布会第一件事我宣传任命你为国务卿。”
这是他第一次同我提此事，尽管我不是头一回听说。我之作为他的国家安全顾问的影响端赖总统的权威，而这一条显然是江河日下了。亚历山大·黑格（白宫办公厅主任）觉得别无它法，只有任命我为国务卿。这对尼克松来讲是很痛苦的决定，因为这意味着——可能甚于水门丑闻的全部——他受的伤害有多么深。他从不希望有一位太强的国务卿。他在1968年竞选时说，外交事务由白宫来管。事实也一直是这样的。假如尼克松准备就这一原则让步，可见他现在变得多么弱。
我升迁到了从未想过可能到达的位置。然而，我却无法摆脱内心的痛苦，想到理查·尼克松那么孤独，那么困惑。在我青云直上时，尽管表面平静，心里却很害怕。
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水门事件引发的头几宗诉讼递了下来，其中包括起诉厄里希曼的。尼克松该不该交出自己办公室录音带的问题此时已不可避免地走着法庭的程序。十月份中东爆发“赎罪日战争”的那一刻，此事的争论达到高潮。在整个危机过程中，他满脑子是水门事件。从较长的一段和平穿梭归来后，我发现白宫的不和谐简直惨不忍睹。尼克松的自律曾是异乎寻常的，这次却不知轻重。当他自己于1974年6月访问中东时，人们可以感到他与各方领导人会谈时的那种放松。然而，当行程推进时，他的脸却变得越发蜡黄，眼睛茫然若有所思。
7月，希腊人和土耳其人的仇恨之火又烧向塞浦路斯。在尼克松任期的最后几周，我们仍得忍受一场国际危机。有关水门事件的众多文件不断传向圣克莱门特尼克松居处，以致我不得不请求优先传送有关塞浦路斯危机的电文。很显然，我们已无从控制事态的发展。国内政治危机必须先有所了结。
高潮终于到来：7月24日——希腊专制被推翻后的第三天——最高法院作出决定，总统必须交出64盘录音带以供审理前白宫六名官员案件时用。在我们这些了解尼克松谈话方式的人看来，这一决定意味着结局。
我悄悄地开始研究起弹劾机制来。根据宪法，众议院票数过半即可对总统进行弹劾或指探具体罪行。参议院则扮演法官和陪审团的角色，由美利坚合众国大法官主持，罢免总统需要三分之二的票数。尼克松的命运于是演成了代数：众院是过半数要求弹劾，参院是否有三分之一加一的人可被动员来反对弹劾。
最高法院作出决定的第三天，我陪西德外长根舍前往圣克莱门特见总统。尼克松脸色的苍白憔悴令我吃惊。尽管看上去似乎胸有成竹，但谈起话来显然吃力得很。他的办公室窗外就是太平洋。他坐在沙发上，心绪和眼神却很遥远，对我们跟他谈的问题心不在焉。他对自己的困境未加评论。他的讲话显得过于理性、机械，几近沉思。他讲的话富于机智，但口气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事后，根舍和我沿着俯瞰太平洋的悬崖边上散步，他突然问我：“这种状况会持续多久？”当天下午，我把根舍的问题又向黑格提了一遍。他看上去很疲倦，也不知道事态会有什么样的结局。他对被移交的录音带不甚清楚；这些带子正被审查。不过，他像我一样相信“确凿的证据”会出现，不是从这方面也会从别的方面出现。尼克松说了太多的事情，他自己也不真的以为能顶住这种审查。
毁灭尼克松的力量简直不可阻挡。第二天7月27日，星期六，众院司法委员会通过第一项弹劾条款，罪名是妨碍司法。7月29日，该委员会通过第二项弹劾条款，指控总统滥用权力。同天成立一委员会，名为Conservatives for the Removal of the President。原有的堡垒都坍塌了。7月30日，众院司法委员会通过第三项弹劾条款，指控总统拒绝交出录音带之举违宪。7月31日，厄里希曼因搞阴谋活动并作伪证而被捕入狱。
同一天，黑格打电话给我说，“确凿证据找到了，那录音带中的一盘——1972年6月23日尼克松和黑尔德曼之间的谈话（在椭圆形办公室，水门事件发生后不到一个星期）使人不容置疑尼克松对整个过程是清楚的，有可能还是他指使干的。弹劾是不成问题了，判决的可能性也极大。
第二天，8月1日星期四，黑格说事态正朝着总统辞职方向进行，尽管尼克松的家人极力反对。星期五，黑格告诉我，尼克松已狼狈不堪了，可能有必要派82空降师到白宫保护总统。我说这简直是胡闹，白宫要是满是刀枪，总统怎么办公。黑格表示完全同意我的看法，他只是让我知道有必要作这方面的准备。周末在戴维营开了个大会，参加的人包括总统的亲信，大家商量对策。无论作什么决定，8月5日星期一那毁人的录音带都会公布。在观看公众反应之前，尼克松无法作最后的决定。
权力的趋力使人们很难面对这样的事实——纵然神智上已清楚地意识到——一个任期正接近尾声。日常程序般的表决使人产生一种幻觉，好像总统的权威仍未削减，尽管这种权威几近消亡。一个人之无法在感情上接受权力终结的事实——正常情况下总统任期届满时都显而易见——在尼克松垮台时表现得更强烈些。我们当时都生活在一个超现实的世界，无辜的人们在恶梦中一起生活了这么久，都错把梦境当事物的自然状态了。
周一早晨，我同尼克松谈了话。谈话中一字未涉及水门或录音带公布之事。下午四点，录音带公布，连同辩护色彩极浓的总统声明。声明承认整个事件有着政治和国家安全意义。声明还说总统向律师们隐瞒了录音带上的谈话内容是严重的疏忽。不过，总统接着说：“我坚信整个录音带并不能使弹劾的极端之举和罢免总统之举显得正当。我相信随着宪法精神的推进，本人的看法会占上风的。”
然而，已经太迟了。录音带成为击垮总统的最后一样东西。原来左右摇罢不定的人此时也致力于弹劾了。录音带成了人们放弃尼克松的引子。现在人人希望结束此事。当天晚上，司法委员会四位曾投票反对弹劾的共和党人表示再在众院投票时他们会赞成弹劾。参院共和党领袖、参议员罗勃特·格里芬请求尼克松辞职。副总统吉拉尔德·福特在声明中为自己解脱干系：“我原来相信，就我和美国人民所掌握的证据看，总统还未犯下足以遭弹劾之罪；现在看来，这种信念不再能重复来为公众利益服务了。”黑格告诉我，尼克松仍在犹豫。
次日上午，8月6日星期二，原定公开内阁会议。当我走进内阁会议室时，发现就内阁而言，尼克松显然正在淡出。福特正同围着他的内阁成员侃侃而谈——说得含蓄点，往常开内阁会议时，副总统的待遇总像编外人员。这时尼克松走进会议室，人们才急急去自己的位置落座。人们不可能不为这位饱受折磨的人难过。我跟他相处太久，不可能感觉不到他的痛楚。我知道那虚张声势仅限于表皮。
尼克松的开场白说他想谈谈我们国家目前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奇怪得很——是通货膨胀。这时他突然把话题转向人们此时满脑子想的问题。他感谢内阁在他面临所有困境时给予他的支持。他清楚他的辞职会使人有所触动。他从前也面临过困境；自己还算有政绩。他不但要考虑个人的选择，还要考虑整个总统工作班子的选择。假如在压力下辞了职，那美国现行行政体制就成了议会制；总统只有赢得立法部门的信任票数才能执政。当然，事情并非如此。弹劾总统与议会的信任票并不相同。
尼克松并不是在上政治学课。他只是想以委婉的方式争取内阁的信任，让他们对自己的处境表示同情，表示他们愿意继续战斗；他还希望他们能口头表示让自己留任总统有利于国家。然而，他面对的是令人尴尬的寂静。在坐立不安中只有纸张的唏哩哗啦声。福特终于结束了这尴尬的局面：“总统先生，请允许我冒昧说几句。”
尼克松点了点头。福特继续道：“在座的都知道我此时的艰难处境。没有人比我对这悲剧的一幕更感遗憾了。我个人对您深表同情，对总统先生您和您的家庭。不过，我希望强调一下，假如我早知道过去24小时里披露的关于水门的情况，那就不会发表些声明了……我肯定众院会决定弹劾的。现在我还无法预料参院的结果。对此我不想发表评论。你所制定的外交政策是本国有史以来最卓越的。出色的工作，人民非常欣赏你的工作。我向您保证我将继续支持本届政府的外交政策并与通货膨胀战斗。”
尼克松似乎只听见了关于通货膨胀的评论，他重新提起福特几天前在最高经济会议上提出的建议。结果此话题并未理出头绪。司法部长威廉·萨克斯彼插话道：“我不认为我们该开最高会议。我们应当明确你有能力控制局面。”当时的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乔治·布什接上了这个话题。他说，共和党内已乱了套了，即将到来的国会选举很可能是一场灾难。水门事件得赶紧结束。他并没有明着说，但屋里在座的都知道言外之意是：唯一尽快结束水门事件的方式是尼克松立刻辞职。这很残酷，但别无它法。
12：45左右，我未经通报回到总统办公室。屋里只有我和总统，我对他说，我在他身边工作已有5年半了，我有责任对他说他此刻能为国家所尽的最大的力是去辞职。一如既往，这也是在政治攻击面前表现刚毅的方式。弹劾审理会纠缠他几个月，要牵动整个国家的心绪，会使我们的外交政策瘫痪。弹劾之举对国家来讲太危险，对总统来讲太降低人格。
依我的看法，他应该离去得像自己作出的选择。在过去一周的穷折腾里，尼克松从未征求我的意见，现在他也不听我的意见。他表示很欣赏我的话，会考虑我所说的，会同我保持联络的。接下来便是沉默。事后黑格对我说尼克松已让他的讲话起草人起草辞职书。不过事情还难说，他的家人也许又使他改变主意。
当晚，我接到尼克松的电话，电话里并没提到举国牵动之事。他说他刚接到以色列的请求，要美国长期提供军事援助。他表示不会答应，事实上他还要切断所有给予以色列的军援，直到其同意全面和平。总统说后悔没早这样做，现在来弥补。他的继任会为此感谢他的。他要我准备必要的文件。
这难道是对几个小时前我们之间谈话的一种报复——尼克松以为我的信仰使我对向以色列施压格外敏感？或者他一直就是这么想的？几乎可以肯定两者都有。我把谈话内容告诉了黑格。尼克松没再提起此事，相关的文件给他准备了，但从未被签署。
第二天，8月7日星期三，我从黑格那儿得知他正鼓励总统的老朋友向他进言。下午总统将与国会里的共和党主要领导人会晤，那将是决定性的会晤。
晚上八点，黑格打电话给我，向我能否马上来白宫？当我走进椭圆形办公室时，我发现尼克松背朝房间独自凝视着窗外的玫瑰园。我自小就知道这种情感。我少小离家，移居异国时，也想同熟悉并热爱的事物道别，沉浸一番，这样就永不会忘怀。我感到他此时正受煎熬，又想使这一刻延长些，又想赶快克服之。
尼克松听见我的声音即转过身来。他似乎成竹在胸，一副什么事也没有的样子。他说，他已决定辞职。共和党领袖们的话使他本能地知道国会的支持率不足以进行一场斗争。国家需要消停。只有避免宪政危机，才能挽救本国的外交政策。明晚，8月8日星期四，他要向全国发表讲话；8月9日星期五正午正式辞职。他希望我能继续留任，帮着新总统贯彻他为之骄傲的外交政策。
这种努力似乎耗尽了他的心力，我对他的镇静有所但心。我对他说：“历史会比您的同代人对您更仁善些。”我记得当时我走上前去拥抱了他，消除了这些年人为的距离。尼克松在他的回忆录里并没有提这一幕。因此，也许我并未拥抱他，而是感觉在拥抱他。或者，尼克松不愿承认他需要安慰，他认为那是软弱的表现。
其实也无所谓。在他倒台时，我倒对他一往情深——为他复杂性格所致的内心剧烈斗争，为他的痛苦，为他的脆弱，为他的终于被性格的弱点击败的热忱。即便事实上我没有拥抱他，那我也感觉拥抱了他。
那晚我在家里正吃晚饭，电话铃响了，是尼克松，他独自呆在林肯起居室里。问我能马上来一趟否？没有什么比这更难受了。尼克松在政治生涯结束时，就剩这么一个帮手了，这帮手还是最模棱两可的，连指望他延续自己政绩时，他也会令你不安的。
我发现尼克松以很有个性特点的姿势坐着，身子陷在棕色的椅子里，腿放在茶几上，大腿上放着黄色的卷宗。一束细弱的台灯灯光洒在他的椅子上。屋里其它地方全是暗的，只有白宫周围远处的灯光时不时闪一下。我往常在这屋里感觉到的是集中可触的权力气氛，而此时只有安静和孤独。
有关那晚我们的会面有多种叙述。有说尼克松把我召到他那儿谈了个把小时，像是谈一般公事。也有说总统失去了控制，用拳头击地毯同残酷的命运抗争。没有一种叙述同我的记忆吻合。毫无疑问，那场会面持续了三个小时。尼克松不平静，也没公事公办的样子；也没失去控制。他精神上是颓唐了，但还是有自制之力的。毫无疑问他沮丧得很，但我发现他的痛苦比平时的异常自制要自然得多。
从某种意义上讲，尼克松最后一夜独自呆在白宫是正常的，他可以总结一下这些年所做所为之事的积极意义。历史会怎样评价他？他与众不同吗？这世界更安全了吗？我们能否重温一下共同干的事？他不断地提出问题，以解脱孤独。他既不能相信所听到的，也不敢否认之。
尼克松间或打断我们谈话，请我同他一起喝一点白兰地，就像以前我们完成某件事高兴时一样。显然他是无法忍受想到一个当过总统的人被送上审判台的耻辱。我不断表示历史的评判不会那么严厉，历史会记住他的功绩的。然而，尼克松并不那么容易被安慰。他不断地说：“那得看谁来书写历史。”
当晚，尼克松发表了简短而漂亮的辞职声明。一点伤感的口气也没有。这份讲话不太忏悔罪行，但却承认错误——对一个傲气的人来说已属不易。我在总统办公室的电视摄像机后听他讲话到最后一分钟。讲完后，尼克松略站片刻整理一下文稿，然后把手放在总统办公桌上，最后一次冲椭圆形办公室转身。我在玫瑰园旁的过道里赶上他，对他说：“总统先生，以前您讲完话大都是我陪您从办公室走到家的，今晚再让我陪您走一回吧，我会感到荣幸的。”
于是，我们最后一次沿着走廊来到总统官邸。此时，我们能说出的话都已说完。我重复说历史会对他更仁善些。他重复道那要看谁来写历史。在官邸门口，朱丽叶·尼克松·艾森豪威尔正等候着。她无言地拥抱了一下父亲，陪着他走完剩下的一段路程。
第二天，我站在白宫南门。这是尼克松和外宾在举行欢迎仪式时向人们挥手的地方。南草坪上此时不甚协调地铺了一块红地毯，直铺到等候着的直升飞机那儿。仪仗队最后一次接受尼克松总统和夫人（在福特夫妇陪同下）的检阅。在直升机悬梯下，新总统对尼克松夫妇说了几句听不清的话。在登机的当口，尼克松转身最后向同事们挥了挥手。这姿式本是想表示一下轻松的，但最显露的不过是他的体力和精神都支到了尽头。
周恩来与基辛格在餐桌上
 尼克松挥手告别白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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